【本報訊】此前在永利澳門娛樂場經營貴賓廳的多金娛樂一人有限公司（多金）於2015年遭賬房女總監虧空20億元（港元，下同），事後一名存款人入稟法院追討寄存的600萬元現金籌碼，幾經曲折後，案件終於塵埃落定。終審法院上週五（19日）對案件作出終極判決，合議庭裁定永利與多金需共同向原告支付600萬元，連同相關利息約365萬元。對此，永利表示，基於判決為最終裁決且對各方具有約束力，現正就判決向其澳門顧問尋求法律意見。

案情顯示，原告2013年在多金設於永利澳門娛樂場內的貴賓會開設會員賬戶，並在2015年6月寄存600萬元現金籌碼到上述賬戶。同年9月，原告打算取回上述籌碼時遭到拒絕，被告知其是於永利寄存籌碼，且是通過多金聘請的一名前賬房主管進行，與多金並無直接關係。其後，原告與另外三名存款人入稟初級法院，分別要求多金及永利以連帶責任方式返還寄存的現金籌碼連利息。初級法院在2017年12月21日透過判決裁定原告的訴訟理由部分成立，判處多金滿足原告所提之請求，卻開釋“永利”。之後，原告及多金就上述裁決提起上訴。中級法院合議庭於2018年10月11日裁定多金上訴敗訴，並改判永利與多金”連帶向原告支付600萬元的款項及相應利息。永利對中級法院的判決不服，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
終審法院對案件作出審理後指出，案件的爭議焦點在於如何解釋第6/2002號行政法規《從事娛樂場幸運博彩中介業務的資格及規則》提到“承批公司與博彩中介人就博彩中介人、其董事、合作人及在娛樂場任職的僱員在娛樂場進行的活動負連帶責任，並就彼等對適用的法律及法規的遵守情況負連帶責任”，及其與第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23條第3款所述“承批公司須就有關博彩中介人及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和合作人在娛樂場開展之活動，以及就彼等是否遵守法律及規章規定向政府承擔責任；為此，承批公司應監管其活動”之間的關係。
合議庭認為，幸運博彩經營的批給屬於一種行政合同，其中產生的權利、義務和其他債務等事宜，以及博彩承批公司與博彩中介人之間訂立的合同，都必須受相關合同的條款和適用於該等合同的一切行政法例的規範。倘認為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只是第16/2001號法律第23條第3款的“補充性”規定，從而認為條文中提及的責任僅僅且單純是一種博彩承批公司向政府承擔的責任，那將是對澳門《民法典》第8條規定的解釋規則的公然違反。另外，根據《行政違法行為的一般制度》第3條第3款、第9條及《刑法典》第123條第2款規定，“主觀要素”在行政違法行為的實體制度中具有重要性，倘認為根據第6/2002號行政法規第29條規定，承批公司僅向批給人承擔連帶責任，有關觀點會因違反“違法行為及其處罰的個人化”規則而變得不合理。
合議庭指出，第6/2002號行政法規的第29條的目的旨在強制規定博彩承批公司就其博彩中介人所開展的活動向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這種連帶責任，不論是否構成任何行政違法，都具有行政法性質，而其適用範圍也僅限於博彩中介人為博彩承批公司的利益而在賭場內所開展的典型活動。事實上，博彩批給具有顯著的“公共”特性，並且基於其自身性質而關乎到“大眾利益目標”的實現。難以理解博彩承批公司如何可以將一項包含在批給範疇內的業務交給其專門為此目的而聘用的其他實體去從事，卻又不用為這些實體在開展這些業務時可能造成的損害承擔任何責任。綜上分析，合議庭裁定上訴敗訴。